徐乾学与清初诗学嬗变

xinwen.mobi · 发表于 2025-7-21 12:29:31

徐乾学是清初重要的文臣与学者，其诗学思想与实践虽未如王士禛、钱谦益等大家那般被广泛聚焦，却深度嵌入清初诗学从“遗民悲歌”到“盛世雅音”的嬗变进程中。他的学术背景、政治身份与交游网络，使其成为观察清初诗学转型的关键节点。一、徐乾学的诗学定位：学术与政治交织的“馆阁文人”徐乾学（1631—1694）出身江南望族（昆山徐氏），与弟徐元文、徐秉义并称“三徐”，均为康熙朝重臣。他官至刑部尚书，主持编纂《明史》《大清一统志》等官修典籍，兼具学者与官僚双重身份。这种身份决定了其诗学的核心特征：以“经世致用”为底色，融合学术考据与庙堂审美。学术化倾向：作为顾炎武的外甥，徐乾学深受清初“实学”思潮影响，主张诗歌应“根于经史”，反对空疏浮艳。其《憺园集》中大量咏史、考据类诗作（如《禹陵》《读史记刺客传》），以史学考据入诗，体现了“以学济诗”的特点，呼应了清初诗坛对“学问”的重视（与稍后翁方纲“肌理说”形成间接呼应）。政治依附性：作为康熙朝“南书房”核心成员，他的诗歌需服务于庙堂叙事。其应制诗（如《恭和御制赐吴正治诗》）虽多歌功颂德，但通过对“雅正”风格的强化，推动了清初诗坛从“遗民诗”的悲怆激愤向“馆阁诗”的雍容典重转型。二、徐乾学与清初诗学的三大嬗变维度清初诗学的嬗变核心是：从明亡后的“故国之思”转向清廷主导的“文治建构”，从“个性抒发”转向“群体规范”，从“宗唐祧宋”的门户之见转向“兼收并蓄”的融通。徐乾学的诗学实践与理论，恰好贯穿这三大转向。# 1. 从“遗民情怀”到“庙堂意识”：消解对立，重构诗学功能清初诗坛初期以顾炎武、屈大均为代表的遗民诗人，将诗歌作为抗清复明的精神载体，风格沉郁悲怆（如顾炎武《秋山》）。徐乾学虽与遗民群体有私交（如与顾炎武的甥舅关系），但立场迥异：他主张诗歌应“合于王道”，通过编选《御选唐诗》（康熙敕编，徐乾学参与）等举措，将唐诗的“雅正”解读为“忠君爱国”的范本，消解诗歌的反抗性，强化其“教化”功能。这种导向加速了诗坛从“遗民话语”向“清廷话语”的切换。# 2. 从“门户之争”到“融通唐宋”：打破宗派壁垒明末清初诗坛长期存在“尊唐”（如前后七子）与“崇宋”（如公安派、竟陵派）的对立。徐乾学虽个人偏好唐诗（其诗风近白居易、苏轼），但反对宗派之见。他在《憺园集·序》中提出“诗无定法，唯求其是”，主张“唐之高华，宋之理趣，皆可采撷”。这种融通观影响了康熙朝诗坛的审美取向——王士禛“神韵说”的空灵与朱彝尊“浙派”的学人之诗能并行，正是这种“去门户化”趋势的体现。# 3. 从“个体抒情”到“群体规范”：推动“馆阁体”的形成徐乾学作为馆阁领袖，其诗学强调“温柔敦厚”的诗教传统，将诗歌纳入科举与官僚体系的评价标准。他主持的诗坛唱和（如与王士禛、陈维崧等的“京师唱和”），以“和韵”“联句”等形式强化群体协作，弱化个体情感的极端表达。这种模式为“馆阁体”诗歌确立了规范：格律严谨、辞藻典雅、内容平和，成为清初“文治盛世”的文化符号。三、徐乾学的诗学局限与历史意义局限：其诗学的政治依附性使其作品缺乏强烈的个性，应制诗与应酬诗占比过高，艺术成就远不及王士禛、纳兰性德；学术化倾向有时导致诗歌沦为考据的附庸（如部分咏史诗过于堆砌典故）。意义：他的存在填补了清初诗学从“遗民时代”到“盛世时代”的过渡空白。通过学术整合（编选总集）、政治引导（庙堂唱和）、交游网络（联结南北诗人），徐乾学推动诗坛从“离散的反抗”转向“有序的建构”，为康熙朝“文治”的诗歌表达提供了范式。从更宏观的视角看，徐乾学的诗学选择，本质上是清初汉族士大夫“文化适应”的缩影——在接受清廷统治的前提下，通过重构诗学传统（如重新诠释“忠”“雅”等概念），维系汉族文化的延续性。这种“调适性”，正是清初诗学嬗变的深层动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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